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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的内容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14/11/18 10:32:11     来源:www.sdluquan.net关闭分    享:
食品卫生的内容:
1,食品卫生公益诉讼简介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食品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近几年,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与之相比进步较小。与传统的民事、行政诉讼相比较,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从起诉主体、诉讼目的、诉讼对象上也有完全不同的特征。为保护食品安全,逐步解决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突破传统诉讼法理念束缚,从立法角度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范围予以适当扩展,赋予检察机关、消费者协会组织、公民个人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权利。
2,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现状
 中国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2004年4月出现的安徽省阜阳市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事件,2008年3月,三鹿集团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2011年3月双汇肉制品瘦肉精事件,2011年4月彩色馒头事件,还有后来出现的地沟油事件,“苏丹红”事件、PVC保鲜膜致癌事件、乃至近期集中爆发的毒胶囊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举国震惊,国人愤怒。尤其是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截至2008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死亡4人。然而,本案除了对主要负责人进行刑事追究外,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巨大损失,并未启用司法诉讼程序进行救济。三聚氰胺毒奶粉导致的受害婴幼儿有限的民事损害索赔,最终只能由政府动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地进行。
纵观上述事件,目前我国对食品安全事故处理始终呈现“行政打头,司法落后”的状况,是诉讼制度不完善,司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那么上述事件的受害群体就可以通过这一制度及时得到司法救济,而免于“伸冤无门”;其次,如果能够通过公益诉讼模式解决,不但会对不法厂商起到制裁作用,令其通过巨额赔偿吐出违法所得,产生威慑作用,迫使整个行业更规范,预防再出现类似事件,从而解决好食品安全的问题。
3,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应确定的原告范围
食品安全的问题涉及面广,侵害对象并非是一时一地一人,因而具有潜伏性与滞后性,如将食品安全公益诉讼起诉资格局限于“有直接利害关系”,显然使大量的因食品侵权案件无法进入诉讼程序。在借鉴外国公益诉讼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下列几个主体有资格提起诉讼:
(一)、公民个人。
有毒有害的食品对人的侵害往往具有间接性,如果限定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不能起诉,则会使许多食品公益无法得到救济。国家和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个人利益包含在公共利益之中,公共利益应为一切公民所共有,保护公共利益人人有责。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旨在维护食品安全公共利益,并不在于获得损害赔偿,更多甚至全部在于使做出不当行为的经营者通过付出代价,从而为社会福利作出贡献,其真正价值在于对大众侵权的制约和震慑。
由于我国行政集权色彩浓郁,官本位、权本位思想和民众的厌诉心理仍然严重,公民有时对于个人利益都不积极通过诉讼方式来维护,更勿谈公共利益了。为鼓励公民通过诉讼维护合法权益和更多有公德心的人参与诉讼,法律在放宽诉讼资格限制的同时,应对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公民给予适当精神或物质奖励,并考虑公民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限制,在举证责任方面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诉讼费用方面,把公民的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如果原告胜诉,则公民为诉讼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如果原告败诉,由国家承担部分诉讼费用。
 (二)、消费者团体。
 团体诉讼是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消费者团体如消协,由消协提起诉讼。因为消费者团体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取得等方面,都较个人有明显优越性,更有利于消费者公众利益的切实维护。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经验来看,一般来说,社团无权直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只能提起确认之诉或变更之诉,主要是不作为请求之诉。如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规定,当经营者有重大违反该法规定的行为时,由消费者保护官或消费者保护团体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但同时也规定团体可以接受其成员授予的“诉讼实施权”,即从消费者个人那里获得授权后,以团体自己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进行了有益的立法尝试。故建议修改消协职能条款,改良目前形同虚设的支持起诉制度,赋予消协不作为请求之诉权和接受消费者委托行使损害赔偿请求之诉权。
(三)、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检察权,同破坏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因食品问题发生侵权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通常情况下,环境诉讼的原告面对的被告一般都是实力强大的污染企业或是行政机关,双方在组织、信息、资金上都是不能比拟的,这时就需要一个国家机关为代表与之抗衡,赋予检察机关食品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无论从地位、权威或实力方面来看,其与其他主体相比更能发挥权力制约和抗衡作用,也更易于达到诉讼效果。
检察机关提起的食品公诉胜诉后,如果获得赔偿金、补偿金,应该分类处理。其中,补偿金收归国家所有,用于修复受损的经济秩序的费用,由法院在判决书中直接明确;赔偿金可以在财政部门或者食品监管部门下设专门的基金会,用于救济受食品安全损害而无法获得赔偿的消费者、奖励维护食品安全热心人士或团体作为活动经费等等。
4,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应确定的原告范围
     食品安全的问题涉及面广,侵害对象并非是一时一地一人,因而具有潜伏性与滞后性,如将食品安全公益诉讼起诉资格局限于“有直接利害关系”,显然使大量的因食品侵权案件无法进入诉讼程序。在借鉴外国公益诉讼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下列几个主体有资格提起诉讼:
(一)、公民个人。
有毒有害的食品对人的侵害往往具有间接性,如果限定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不能起诉,则会使许多食品公益无法得到救济。国家和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个人利益包含在公共利益之中,公共利益应为一切公民所共有,保护公共利益人人有责。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旨在维护食品安全公共利益,并不在于获得损害赔偿,更多甚至全部在于使做出不当行为的经营者通过付出代价,从而为社会福利作出贡献,其真正价值在于对大众侵权的制约和震慑。
由于我国行政集权色彩浓郁,官本位、权本位思想和民众的厌诉心理仍然严重,公民有时对于个人利益都不积极通过诉讼方式来维护,更勿谈公共利益了。为鼓励公民通过诉讼维护合法权益和更多有公德心的人参与诉讼,法律在放宽诉讼资格限制的同时,应对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公民给予适当精神或物质奖励,并考虑公民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限制,在举证责任方面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诉讼费用方面,把公民的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如果原告胜诉,则公民为诉讼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如果原告败诉,由国家承担部分诉讼费用。
 (二)、消费者团体。
 团体诉讼是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消费者团体如消协,由消协提起诉讼。因为消费者团体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取得等方面,都较个人有明显优越性,更有利于消费者公众利益的切实维护。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经验来看,一般来说,社团无权直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只能提起确认之诉或变更之诉,主要是不作为请求之诉。如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规定,当经营者有重大违反该法规定的行为时,由消费者保护官或消费者保护团体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但同时也规定团体可以接受其成员授予的“诉讼实施权”,即从消费者个人那里获得授权后,以团体自己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进行了有益的立法尝试。故建议修改消协职能条款,改良目前形同虚设的支持起诉制度,赋予消协不作为请求之诉权和接受消费者委托行使损害赔偿请求之诉权。
(三)、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检察权,同破坏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因食品问题发生侵权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通常情况下,环境诉讼的原告面对的被告一般都是实力强大的污染企业或是行政机关,双方在组织、信息、资金上都是不能比拟的,这时就需要一个国家机关为代表与之抗衡,赋予检察机关食品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无论从地位、权威或实力方面来看,其与其他主体相比更能发挥权力制约和抗衡作用,也更易于达到诉讼效果。
检察机关提起的食品公诉胜诉后,如果获得赔偿金、补偿金,应该分类处理。其中,补偿金收归国家所有,用于修复受损的经济秩序的费用,由法院在判决书中直接明确;赔偿金可以在财政部门或者食品监管部门下设专门的基金会,用于救济受食品安全损害而无法获得赔偿的消费者、奖励维护食品安全热心人士或团体作为活动经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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